论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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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本祺|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西宾、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东谈主权商量院商量员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 第6期

[摘  要]“识别”是个东谈主信息办法中的中枢和要津要素，是流畅抵御层法益和背后层法益的纽带。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逆境，体咫尺外不雅识别、内涵识别和体系识别三个方面。应该结合场景表面来成立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圭臬。识别方针越明确，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才调越强，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效果越重，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概率越高，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刑法中的敏锐信息不消与前置法中的敏锐信息采取换取的识别圭臬，应该证据识别效果对背后层的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危急进程来界定刑法中的敏锐信息。

[要津词]个东谈主信息;非个东谈主信息;敏锐个东谈主信息;识别

个东谈主信息是一个器具性办法，个东谈主信息的法益是一种抵御层法益，保护个东谈主信息是为保护个东谈主信息背后层的实体性益而流畅抵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的本领要素即是个东谈主信息办法中的“识别”，列国法律无不把“识别”作为个东谈主信息办法的中枢要津词。只好大略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的信息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不成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的信息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然则，能否识别以及怎样识别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判断，触及个东谈主保护与数据分享之间的平衡。由于价值态度的不同，刑法实践对于怎样识别个东谈主信息，呈现出多重逆境，径直影响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因此，需要长远商量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并总结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圭臬。

一

 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识别的逆境

在大数据时期，与个东谈主关连的信息或者数据无处不在。那么，个东谈主信息与个东谈主数据是否为合并办法，个东谈主信息与非个东谈主信息怎样区别，个东谈主信息里面的敏锐个东谈主信息与非敏锐个东谈主信息怎样区别，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与前置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是否为合并办法？这些问题触及个东谈主信息的外不雅识别、内涵识别和体系识别，同期靠近表面与实践存在脱节的逆境。

（一） 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外不雅识别的逆境

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外不雅识别，是指在外不雅上对“个东谈主信息”与“个东谈主数据”这两个办法进行关系识别。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不雅点。

“个东谈主信息与个东谈主数据等同说”合计，我国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的内涵外延等同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章程的“个东谈主数据”，两个办法不错混同使用。[1]

“个东谈主信息大于个东谈主数传奇”合计，个东谈主信息的外延大于个东谈主数据，个东谈主信息的刑法保护包括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个东谈主信息的保护依附于他权保护，个东谈主信息体现为信用卡信息（第177条之一）、交易机密（第219条）、信件（第252条）、邮件、电报（第253条）、电信号码（第265条）、住户身份证（第280条）；第二种模式是个东谈主信息的保护依附于数据保护，个东谈主信息体现为绸缪机信息系统中的个东谈主数据（第285条）；第三种模式是个东谈主信息的独处保护，个东谈主信息体现为独处的个东谈主信息权（第253条之一）。[2]

“个东谈主信息小于个东谈主数传奇”合计，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只是个东谈主数据的一部分。个东谈主数据不错进展为东谈主格利益，关连侵害行动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个东谈主数据不错进展为财产利益，关连侵害行动组成侵略财产不法；个东谈主数据也不错进展为交易机密，关连侵害行动组成侵略交易机密罪；个东谈主数据还不错进展为绸缪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关连侵害行动组成作歹获取绸缪机信息系统数据罪。[3]

本文合计，个东谈主信息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个法定办法，而个东谈主数据是一个作歹定的学理办法，在我国应该采取“个东谈主信息小于个东谈主数传奇”的不雅点。情理如下：

领先，办法的使用离不开本国法律的章程。一方面，证据我国《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民法典》《汇集安全法》的章程，“个东谈主信息”不是“与个东谈主关连的信息”，而是“个东谈主可识别的信息”。欧盟与我国“个东谈主信息”办法相对应的办法是“个东谈主数据”。好意思国与我国“个东谈主信息”相对应的办法是“个东谈主可识别信息”（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4]另一方面，我国法律只章程了数据的办法，而没相关于个东谈主数据的章程。我国《数据安全法》把“数据”界定为任缘何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学界主流不雅点把数据分为政府数据、企业数据、个东谈主数据。[5]可见，前述“等同说”施行上是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来界定我国的个东谈主数据办法，分歧理地温情了我国个东谈主数据的外延。前述“大于说”则又冷落了我国前置法对于个东谈主信息的明确截止，把“个东谈主信息”领略为“个东谈主关连的信息”，莫得证据地扩大了我国个东谈主信息的外延。

其次，办法的使用离不开互联网的分层构造。个东谈主信息与个东谈主数据的关系应该放在互联网的分层结构中来领略。一般合计，互联网的结构不错分为物理层、逻辑层、内容层。[6]物理层组成了互联网空间中的“一砖一瓦”，是分层结构的最底层。[7]它的功能在于创建数据传输的物理链路。[8]逻辑层竖立在物理层所造成的传输链之上，是分层结构的中间层，它的功能在于通过数据的“封装”（从信息到比特流）与“解封装”（从比特流归附为信息），结束数据的传输。[9]内容层径直面对用户，是分层结构的最高层，它的功能在于通过不同类型的文献结束对信息的呈现与处理。[10]可见，数据属于逻辑层，信息属于内容层，数据与信息之间是载体与实质的关系。作为载体的数据应该包含作为实质的信息。

（二）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内涵识别的逆境

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内涵识别，是指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与非个东谈主信息的关系识别，以及个东谈主信息里面敏锐个东谈主信息与非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关系识别。其中枢问题是怎样领略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主要体现为手机号码、IP地址、cookie记录的属性认定。

1.手机号码是否属于个东谈主信息

对于手机号码的属性，司法实践的争议主要皆集在单元的手机号码是否属于个东谈主信息，以及孤独的手机号码是否属于个东谈主信息这两个问题。

在王健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案中，被告东谈主王健从阿里巴巴、天眼查、慧聪网等各人平台获取大量企业信息，然后将其中的法定代表东谈主或者接洽东谈主的姓名、手机号码、单元称号裁剪汇总用于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东谈主。查察院合计，证据《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第3条，未经被网罗东谈主欢跃，将正当网罗的公民个东谈主信息向他东谈主提供的，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中的“提供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然则，2018年最妙手民查察院《查察机关办理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案件诱骗》（以下简称《查察机关诱骗》）章程，“由公司购买、使用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的鸿沟”。据此，应当区别由“由公司购买，归公司使用的手机号码”与“公司承办东谈主个东谈主登记的手机号码”两种不悯恻形，前者则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11]但也有判决合计，从“国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到的手机号码，仍然属于个东谈主信息。[12]

另外，即使手机号码被个东谈主购买与使用，但一个孤独的手机号码能否被认定为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对此，司法实践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多数法院判决合计，孤独的手机号码不成单独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身份，不属于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13]天然，也有法院合计，孤独的手机号码天然无法单独识别个东谈主身份，但结合其他信息是大略识别个东谈主身份的，因此属于个东谈主信息。[14]

2.IP地址是否属于个东谈主信息

绸缪机的IP地址由32位二进制数组成，包括汇集标志与主机标志两部分，在互联网范围内是唯独的。在凌某某告状抖音APP侵害个东谈主信息权一案中，法院合计IP地址与其他信息结合，不错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因而属于个东谈主信息，这与IP地址的蒙胧或精准无关。[15]关连的规律圭臬也将IP地址作为个东谈主信息。[16]然则，仍有部分刑事判决合计证据IP地址难以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的身份，而将其摒除在个东谈主信息条数除外。[17]

3.cookie记录是否属于个东谈主信息

在朱某诉百度公司秘密权纠纷案中，对于“丰胸”“减肥”“流产”等cookie检索记录的属性，一审判决合计属于个东谈主信息中的敏锐秘密信息。[18]二审判决合计cookie本领是一个正当、中立的器具，证据cookie记录无法识别特定的天然东谈主，因而不是个东谈主信息。[19]这个案件的判决不仅触及个东谈主信息与非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还触及个东谈主信息里面的敏锐个东谈主信息与非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区别。

（三）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体系识别的逆境

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体系识别，是指在通盘这个词法律体系中刑法个东谈主信息与前置法个东谈主信息的关系识别。在我国法律系统中，最早章程个东谈主信息办法的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之后2017年《汇集安全法》、2020年《民法典》和2021年《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接踵章程了个东谈主信息的办法尽头保护。立足于我国这种“刑法先行”的立法模式，识别刑法与前置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关系尤为必要。对此，我国粹界也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不雅点。

“等同说”合计，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的成立以“违反国度相关章程”为前提，因此，刑法个东谈主信息应当与前置法个东谈主信息保握内涵外延的一致性。然则，对于合并办法，适用刑法时既可能作扩大证明，使其外延大于前置法（如刑法中的“丢失枪支”包括行政法中的“枪支被盗、被抢或者丢失”）；也可能作温情证明，使其外延小于前置法（如刑法中“卖淫”的外延小于行政法）。

“大于说”合计，刑法个东谈主信息的外延大于行政法。有学者合计，“两高”《对于办理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些许问题的证明》（以下简称《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把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差别为两类：一类是“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身份的信息”，另一类是“反应特定天然东谈主行动情况的信息”。而《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只章程了识别性信息，莫得章程反应特定天然东谈主行动情况的信息。因此，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外延大于前置法。[20]然则，这种不雅点值得商榷。

施行上，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外延远远小于《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这亦然笔者更为赞同的“小于说”。情理如下：领先，对《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不成作僵硬的口头化领略。《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民法典》《汇集安全法》等前置法中的“识别”是指广义的识别，既包括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也包括能反应天然东谈主行动情况的信息。《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中章程的“踪影轨迹”等反应特定天然东谈主行动情况的信息，相似必须具有识别性。刑法证明只是为了便于司法操作，才采取了“身份识别信息+行动情况信息”的表述。[21]只是证据刑法证明的表述口头而不分析其实质内涵，就料定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外延大于前置法，可能过于轻视。其次，《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范围寥落普通。从立法表述看，《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第4条采取的是“识别性+关连性”的判断圭臬。识别性圭臬降服“从信息到东谈主”的旅途，即大略识别出特定天然东谈主的信息，才是个东谈主信息。关连性圭臬降服“从东谈主到信息”的旅途，即与特定天然东谈主关连的信息，都是个东谈主信息。关连性圭臬使得个东谈主信息的范围寥落普通且蒙胧。[22]从立法价值来看，我国《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采取的是欧盟模式，而刑事司法实践采取的是好意思国模式。欧盟把个东谈主信息作为基本权力的客体，因此立法上扩大个东谈主信息的保护范围；好意思国把个东谈主信息作为言论目田的抒发对象，因此个东谈主信息的范围会受到多种身分的截止。[23]

二

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识别圭臬的成立

上述对于个东谈主信息外不雅识别、内涵识别、体系识别的表面与实践逆境标明，领略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性尽头圭臬是走出逆境的要津。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圭臬旨在将个东谈主信息与非个东谈主信息区别开来。

（一）成立个东谈主信息识别圭臬的必要性

我国粹界有一种代表性的不雅点合计，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无需具备识别性。举例，有的学者合计，条件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具有识别性，是一场秀气的误会；[24]即使是进程匿名化处理的信息，也属于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的对象。[25]张明楷西宾合计，“但凡与天然东谈主相关的各式信息，均属于公民个东谈主信息”[26]，似乎也主张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不需要具备识别性。本文合计，这种不雅点值得商榷，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应当坚握识别性圭臬。

1. 识别性圭臬有意于诊治法秩序的调解性

一个国度的通盘法规律组成一个有机调解的法秩序。从纵向来看，法秩序调解性进展为以宪法为极点的融贯性，部门法与宪法之间不存在矛盾和打破。从横向来看，法秩序调解性进展为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合营性，部门法之间不存在矛盾和打破。[27]就个东谈主信息而言，法秩序调解性条件刑法的适用不成和前置法产生打破和矛盾。从历史证明来看，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章程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不法时，其他法律尚无对于个东谈主信息的规律，因此，其时对于个东谈主信息的界定处于一个探索和絮叨的状态。然则，咫尺已有多部前置法对个东谈主信息办法作出了章程。举例，《汇集安全法》把个东谈主信息界定为“身份识别信息”；[28]《民法典》把个东谈主信息界定为“天然东谈主识别信息”；[29]《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把个东谈主信息界定为“识别性+关联性信息”。[30]2021年《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第4条章程，“个东谈主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天然东谈主关连的各式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可见，前置法都把“识别性”作为个东谈主信息的迤逦特征。

狡赖识别性的学者合计，天然前置法章程了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性条件，但刑事司法证明把个东谈主信息分为三类：身份识别信息+个东谈主秘密信息+行动情况信息。[31]因此，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的范围大于前置法，无需具有识别性。关联词，这种不雅点既是对司法证明的误读，亦然对法秩序调解性的违反。天然司法证明章程了“触及公民个东谈主秘密的信息”以及“反应特定天然东谈主行动情况的信息”，然则，这两类信息并非对识别性的狡赖。

领先，“触及公民个东谈主秘密的信息”须以大略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为前提。如果某种秘密图片不成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就无法认定为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有学者合计，偷拍女性裙底的行动，作歹获取了他东谈主的秘密信息，应当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即使裙底像片无法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32]然则，该结论在逻辑上是絮叨的。偷拍他东谈主裙底的行动天然是侵略秘密的行动，然则该偷拍行动只是《轨范经管处罚法》第42条第6款章程的犯缺陷动，并不组成不法，天然也不会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如果行动东谈主出售偷拍的裙底像片，因裙底像片无法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出售行动可能组成贩卖淫污物品渔利罪，但不会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秘密信息无疑是针对某特定个东谈主的信息，天然属于不错识别公民个东谈主身份的信息”。[33]“个东谈主精巧信息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个东谈主信息，只不外个东谈主信息主体但愿使其保握于精巧状态苦恼”。[34]然则，裙底像片如果不成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则只是与秘密关连的信息，还不组成个东谈主信息中的秘密信息或者精巧信息。

其次，“反应特定天然东谈主行动情况的信息”也以具有识别性为前提。举例，作为个东谈主信息的踪影轨迹，必须与可识别的特定天然东谈主关连联。如果踪影轨迹无法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那即是对于物流、车流、东谈主流统计的数据。作歹获取或者提供这些数据，不可能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司法证明中章程的反应特定天然东谈主行动情况的信息，只是对可识别信息的具体化，并不是对识别性的狡赖。

2. 识别性圭臬有意于个东谈主信息的类型化分析

狡赖个东谈主信息识别性条件的不雅点，施行上把个东谈主信息算作念“个东谈主关连的信息”，缺少对个东谈主信息的类型化分析。所谓“识别”（identify），是指证据该信息把特定天然东谈主从其所处的群体中挑选（single out）出来（举例通过东谈主脸信息认出某东谈主），或者通过该信息勾通（contact）到特定天然东谈主（举例通过电话号码接洽到某东谈主）。[35]只不外，不同信息对特定天然东谈主的识别进程有大小之别。最高识别进程为照旧识别，这类信息被称为已识别（identified）信息。最低识别进程是零，即证据该信息不成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这类信息被称为不可识别（non-identifiable）信息或者匿名信息。介于最低进程和最高进程之间的信息，为可识别（identifiable）信息。[36]

可见，个东谈主关连的信息包括三类：已识别信息、可识别信息、不可识别信息。其中，已识别信息属于个东谈主信息，不可识别信息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对此不存在争议。有争议的是可识别信息是否属于个东谈主信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也主要皆集在可识别信息的属性认定上。从表面上来说，对于任何一条可识别信息，只消补充鼓胀多的其他信息，就不错识别出特定的天然东谈主。然则，司法实践中大略赢得的个东谈主关连信息老是有限的。因此，可识别信息是否属于个东谈主信息，需要具体判断，不是“全有全无”的判断，而是“或有或无”的判断，即有的可识别信息属于个东谈主信息，有的可识别信息不是个东谈主信息。司法证明中的“秘密信息”与“身份行动信息”，施行上都属于可识别信息的鸿沟。前述狡赖个东谈主信息识别性条件的不雅点，对“识别”作了忐忑与单方面的领略，合计“识别”仅指“已识别”，而不包括“可识别”。

（二）成立个东谈主信息识别圭臬的价值基础

由上可知，可识别信息是否属于个东谈主信息的判断，是“或有或无”的判断，而不是“全有全无”的判断。那么，什么步地可识别信息属于个东谈主信息，什么步地可识别信息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呢？这种判断施行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受制于国度保护个东谈主信息的力度以及国度促进数据分享的力度。

从比拟法的角度来看，在保护个东谈主信息与促进数据分享之间，欧盟与好意思国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倾向。欧盟倾向于把个东谈主信息作为基本权力的客体，把个东谈主信息权界定为宪法上的信息自决权，并赋予个东谈主对其信息的一系列凄怨看护权和积极限制权。[37]欧盟这种侧重个东谈主信息保护的态度，反应了其对数据分享与期骗的冷落。因此，在这种布景下，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章程，个东谈主信息是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天然东谈主（数据主体）相关的任何信息。这意味着立法上通过从“已识别”到“可识别”的延展，极地面拓荒了个东谈主信息的范围。尤其是在数化万物的大数据时期，可识别与不可识别（匿名）之间的界限，相配奥密难分。[38]

好意思国不存在专门的个东谈主信息保护立法。个东谈主信息的保护散见于《儿童在线秘密保护法（COPPA）》《视频秘密保护法（VPPA）》《金融工作当代化法案》等法案。这种散播的立法模式自身反应出好意思国对个东谈主信息的保护力度小于欧盟；违抗，好意思国促进数据分享的力度大于欧盟。另外，好意思国的个东谈主信息作为言论抒发的对象，还受到言论目田的截止，无法造成欧盟式的宪法性信息自决权。[39]因此，好意思国的立法、法官与政事制定者都倾向于把个东谈主信息（PII）限缩证明为与“已识别”个东谈主关连的信息。举例，好意思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合计，cookie只好在与“已识别”个东谈主关连时，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PII）。[40]换言之，在好意思国，可识别信息一般不作为个东谈主信息。

我国《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采取欧盟模式，扩大个东谈主信息的范围，把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天然东谈主关连的各式信息，都界定为个东谈主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在多猛进程上把“可识别”信息认定为个东谈主信息呢？这施行上触及的是多方利益平衡的问题。有的学者把这种利益平衡轮廓为“两端强化、三方平衡”，即强化对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保护色越吧哥，强化对一般个东谈主信息的期骗，同期合营信息主体对个东谈主信息保护的利益、信息业者对个东谈主信息期骗的利益、国度经管社会的各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41]有的学者把这种利益平衡轮廓为“正当性”“梗直性”“必要性”三个原则。[42]这种利益平衡，施行上是场景表面的应用。因此，可识别信息能狡赖定为个东谈主信息，九九归原应该结合具体场景进行具体判断。

（三）成立个东谈主信息识别圭臬的具体场景

任何个东谈主信息都存在于一定的场景中，咱们上班时可能需要刷指纹，入住宾馆时需要登记身份证信息，就医时需要填写个东谈主健康信息。咱们与熟东谈主聊天时，可能会交流许多敏锐信息，但咱们初识目生东谈主时可能只会留住手机号码。可见，个东谈主信息的使用和界定离不开特定的场景。所谓场景，是指以行动、扮装、关系、权力结构、规律、价值理念为特征的结构化的社会环境。[43]场景的组成要素多种各样，有的学者轮廓为信息发送者、信息接受者、信息主体、信息类型、信息传输原则。[44]有的学者把信息场景的组成要素轮廓为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第三方主体、信息性质、处理方针。[45]还有的学者合计，场景的组成要素包括信息的敏锐度、数目、网罗方式、信息接受者的景象、信息的使用方针与效果、与其他信息的比对情况、科技水对等等，不一而足。[46]

《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把识别分为“已识别+可识别”；《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把识别分为“单独识别+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这两种表述，本质上并无不同。“已识别”即是“单独识别”，指的是径直识别；“可识别”即是“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指的是曲折识别。把径直识别信息界定为个东谈主信息，一般争议不大；有争议的是，曲折识别信息能狡赖定为个东谈主信息。单独的手机号码在一又友之间不错径直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但在目生东谈主之间则需要结合其他信息进行曲折识别。那么，影响曲折识别的场景身分有哪些？对此，存在不同不雅点。

“一要素说”合计，影响曲折识别的场景身分是识别主体的才调。具体而言，对于识别主体的才调，又存在主不雅说、客不雅说、折中说三种不同看法。[47]“二要素说”合计，影响曲折识别的场景身分，除了识别主体的才调外，还包括获取其他参考汉典的难易度。[48]施行上，“二要素说”与“一要素说”并无本质区别。所谓获取其他参考汉典的难易度，即是主体识别才调的反应。识别才调越强的，获取其他参考汉典的难度越小；识别才调越弱的，获取其他参考汉典的难度越大。“三要素说”合计，在曲折识别的步地下，需要议论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信息自身的迤逦性进程，如果涉案信息与东谈主身、财产安全密切关连，则倾向于认定为个东谈主信息；二是需要参考的其他信息的数目，如果涉案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少，则认定为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大；三是行动东谈主的主不雅方针，如果行动东谈主获取信息不是为了识别出特定天然东谈主，那么就不宜认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49]“四要素说”合计，影响曲折识别的要素有四个：识别规画是什么、由谁来识别、识别概率多大、识别的后续风险多大。[50]

施行上，影响个东谈主信息界定的场景身分多种各样，以致无法穷尽列举。举例，谁在网罗信息，谁在分析信息，谁在传播信息，向谁传播信息，信息的性质，各方之间的关系，以致还包括更大的轨制和社会环境。[51]本文参考上述不雅点，提倡曲折识别的四条基本端正。

1. 识别方针越明确，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

证据识别方针之明确性大小，识别不错分为四种：查找型识别（lookup）、阐述型识别（recognition）、归类型识别（classification）、会话型识别（session）。[52]其中，方针越靠前，认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方针越靠后，认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小。刑法中的公民个东谈主信息，应仅限于查找型识别的场景。举例，就单独的手机号码而言，目生东谈主不错期骗手机号码与被害东谈主进行对话以赢得更多的信息，从而进行告白倾销以致糊弄。然则，目生东谈主难以期骗单独的手机号码查找出特定的天然东谈主。是以单独的手机号码，只是属于“会话型识别”信息，而非“查找型识别”信息，不应组成刑法中的公民个东谈主信息。实践中多数判决也把单独的手机号码摒除在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条数除外。2018年《查察机关诱骗》合计由公司购买、使用的手机号码不是公民个东谈主信息，亦然议论该类手机号码大略查找到的主如果公司，而不是特定天然东谈主。再如，期骗cookie信息不错了解汇集用户的检索记录、破钞偏好、生存风气、性别等，以至于不错对其进行大要归类。是以cookie信息只属于“归类型识别”信息，不及以结束查找特定天然东谈主的方针，一般不应作为刑法中的公民个东谈主信息。

2. 识别才调越强，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

对于部分信息，一般东谈主可能缺少识别才调，然则荒谬奇迹的职责主谈主员却具有识别才调。就孤独的手机号码而言，一般东谈主可能无法依此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但电信工作行业的职责主谈主员却能猖狂地查找（识别）到特定天然东谈主。就孤独的身份证号码而言，一般东谈主相似难以通过一串数字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但公安机关的职责主谈主员、栈房工作行业的职责主谈主员却具有识别才调。那么，对于这些信息，应该以谁的才调作为识别圭臬？“主不雅说”主张以行动东谈主的识别才调为圭臬，“客不雅说”主张以社会一般东谈主的识别才调为圭臬，折中说主张以任一主体的识别才调为圭臬。[53]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昔时，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的主体是荒谬主体，即“国度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栽培、医疗等单元的职责主谈主员”，采取的是以行动东谈主识别才调为圭臬的“主不雅说”。《刑法修正案（九）》把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的主体由荒谬主体扩增为一般主体，因此，刑法中的公民个东谈主信息也应采取以一般东谈主识别才调为圭臬的“客不雅说”。

3. 识别效果越重，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

《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把个东谈主信息分为高度敏锐信息、低度敏锐信息和非敏锐信息。这三类信息的精巧性顺次递减，社会性顺次递加；同期，这三类信息对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危急也顺次递减。第一类信息处于个东谈主最中枢的精巧领域，对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危急最大；第二类信息处于中间层的私东谈主领域，其精巧性有所缩短，社会性有所增多，对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危急较大；第三类信息处于最外层的社会领域，其精巧性最低，社会性最高，对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危急相对较小。[54]因此，信息的精巧性越高，对东谈主身、财产的危急越大，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信息的社会性越高，对东谈主身、财产的危急越小，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小。

4. 识别概率越高，界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

如前所述，证据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概率的高下，不错把信息顺次分为已识别信息、可识别信息、不可识别信息。其中，已识别信息属于个东谈主信息，不可识别信息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可识别信息里面也有识别概率高下的各别，越围聚“已识别”一端，需要结合的其他汉典越少，识别概率越高，认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反之，越接近“不可识别”一端，需要结合的其他汉典越多，识别概率越低，认定为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可能性越小。

三

刑法中敏锐个东谈主信息识别圭臬的成立

如前所述，个东谈主关连信息分为已识别信息、可识别信息、不可识别信息三类。其中，已识别信息属于个东谈主信息；不可识别信息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可识别信息中有的属于个东谈主信息，有的不属于个东谈主信息。上文提倡的识别个东谈主信息的四条具体圭臬，旨在把个东谈主信息与非个东谈主信息区别开来。接下来靠近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东谈主信息又包括一般个东谈主信息与敏锐个东谈主信息，敏锐个东谈主信息又包括高度敏锐个东谈主信息与低度敏锐个东谈主信息，刑法对一般个东谈主信息、低度敏锐信息、高度敏锐信息分别章程了不同的立案圭臬。因此，需要在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圭臬除外，进一步商量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圭臬。

从字面上来看，个东谈主信息敏锐与否，似乎是个东谈主热诚愫受的问题。因此主不雅说合计，个东谈主信息敏锐与否应该以个东谈主的主不雅反应为圭臬。[55]但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证明并莫得采取主不雅说，而是以个东谈主信息所触及的法益为圭臬来界定个东谈主信息的敏锐与否，施行上采取的是客不雅说。《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第28条章程，敏锐个东谈主信息是指一朝袒露或者作歹使用，容易导致天然东谈主的东谈主格尊荣受到侵害或者东谈主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东谈主信息，以及活气14周岁未成年东谈主的个东谈主信息。可见，《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界定敏锐信息的法益圭臬包括三类：东谈主格尊荣法益、东谈主身财产安全法益、未成年东谈主法益。对比《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和《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不错发现存两个问题值得商量：一是刑法中的敏锐信息是否应该与《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中的敏锐信息统调解致；二是刑法中的高度敏锐信息与低度敏锐信息怎样区分。这两个问题的惩处有赖于刑法中敏锐个东谈主信息识别圭臬的成立。

（一）刑法中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圭臬应否与前置法换取

对于刑法中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圭臬是否应该与《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保握一致，我国粹界存在合并圭臬说与独处圭臬说之分。合并圭臬说合计，对于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识别圭臬，刑法应该与前置法保握一致。《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依据法益的不同，把敏锐信息分为三类。而《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只承认前置法中的第二类敏锐信息，这就会导致刑法与前置法的打破。因此，应该修改刑法证明，扩大刑法中敏锐信息的范围，即把前置法中的三类敏锐信息，都作为刑法中的敏锐信息。[56]独处圭臬说合计，刑法与前置法的规律方针不同，刑法只承认《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中的第二类敏锐信息，具有合感性。[57]“莫得必要过于追求不同立法中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含义统调解致，这与法秩序调解性并不矛盾”。[58]本文赞同独处圭臬说，情理如下：

1. 独处圭臬妥当刑法的法益保护方针

方针是一皆法律的创制者，每条法律端正的产生都源于一种方针。[59]施行上，个东谈主信息自身并无价值，使用才产生价值；相似，个东谈主信息自身并无危急，使用才产生危急。[60]因此，保护个东谈主信息，并不是为了保护个东谈主信息自身，而是为了保护个东谈主信息背后的实体法益。个东谈主信息是抵御层法益，其他法益是背后层法益。立法区分敏锐信息与非敏锐一般信息的依据，不在抵御层法益，而在背后层法益。不同的部门法因对背后层法益的保护态度不同，会对抵御层个东谈主信息采取不同的保护力度，并竖立不同的敏锐信息识别圭臬。举例，《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的方针是规律信息处理行动，因此区分敏锐信息与非敏锐信息，是为了对敏锐信息履行荒谬的处理端正。[61]《民法》第1034条区分精巧个东谈主信息与非精巧个东谈主信息，是为了对精巧个东谈主信息进行秘密权的保护。再如，《汽车数据安全经管些许章程（试行）》对汽车数据中的敏锐个东谈主信息作了寥落章程。《个东谈主信息安全规律》更是把敏锐个东谈主信息分为五大类，50余种。这些部门规律和行业规律章程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方针，主如果为了行政经管。那么，刑法是否应该像《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一样，把触及东谈主格尊荣的信息和触及未成年东谈主的信息都章程为敏锐个东谈主信息呢？本文对此握狡赖气魄。

领先，东谈主格尊荣普通而蒙胧，无法作为刑法中敏锐信息的识别圭臬。东谈主格尊荣既不错指基础性的价值旨趣，也不错指个别性权力。作为个别性权力的东谈主格尊荣，又包括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学说。广义上的东谈主格尊荣真是敩学相长，但凡触及东谈主的躯壳或者精神的权力或利益都不错称为东谈主格尊荣；中义上的东谈主格尊荣包括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秘密权、自我决定权等；狭义上的东谈主格尊荣，仅指侮辱、挑剔、曲解毒害所侵害的权益。[62]

刑法天然要保护东谈主格尊荣。从广义上来讲，刑法分则第四章中通盘的侵略公民东谈主身权力、民主权力不法，都是在保护东谈主格尊荣；从狭义上来讲，侮辱罪、挑剔罪、曲解毒害罪、拐卖妇男儿童罪保护的是特定的东谈主权尊荣。天然，还有大量的东谈主格尊荣（如个东谈主不受憎恨和对等对待的东谈主格权益）尚未被刑法类型化地赐与保护。《刑法》与《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的最大不同在于，《刑法》坚握罪刑法定原则，追求类型化和明确性，反对标记性立法。而《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却保留有大量前瞻性和标记性的立法。将触及东谈主格尊荣的个东谈主信息章程为敏锐信息，是《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中显著的标记性立法。然则，以追求明确性为宿命的刑法，不可能以蒙胧的东谈主格尊荣为圭臬来界定敏锐信息。

其次，未成年东谈主的荒谬法益，也无法作为刑法中敏锐信息的识别圭臬。《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之是以把未满14周岁未成年东谈主的信息章程为敏锐信息，方针是条件个东谈主信息处理者制定专门的信息处理端正，并征得未成年东谈主监护东谈主的欢跃。而《刑法》只是在强奸罪、诱拐儿童罪、组织儿童乞讨罪、诱骗幼女卖淫罪中章程了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东谈主的荒谬保护。这些不法与未成年东谈主个东谈主信息之间并无径直的对应关系，即使把未成年个东谈主信息作为敏锐信息，也无法看护或者减少这些不法的发生。施行上，只好当个东谈主信息事关个东谈主的东谈主身、财产安全时，刑法才有必要荒谬对待，将其作为敏锐个东谈主信息。而这时的敏锐信息，与被害东谈主的年纪无关，而只与东谈主身、财产法益相关。

总之，刑法保护个东谈主信息是为了保护背后的其他法益，个东谈主信息是抵御层法益，其他法益是背后层法益。因此，当不存在背后层的中枢和要津法益时，就不应该有抵御层的敏锐个东谈主信息。按照这个逻辑，刑法只应该把危及东谈主身、财产安全法益的个东谈主信息章程为敏锐信息，而不应该把蒙胧的东谈主格尊荣和荒谬的未成年东谈主法益作为敏锐信息的识别圭臬。

2. 独处圭臬大略保握刑法的罪刑平衡

合并圭臬说合计，《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把生物识别、宗教信仰列为敏锐信息，期骗生物识别信息可能组成侮辱罪、糊弄罪等，侵略宗教信仰可能组成作歹抢掠公民宗教信仰目田罪。因此，生物识别和宗教信仰也应该成为刑法中的敏锐信息，而且是高度敏锐信息，50条即组成不法。[63]本文合计，生物识别只好在特定场景下才不错成为刑法中的敏锐信息，而宗教信仰不成成为刑法中的敏锐信息。

生物识别信息具有识别性，无疑属于刑法中的个东谈主信息。但生物识别信息并非势必属于刑法中的敏锐信息，只好当生物识别信息危害东谈主身、财产安全时，才不错成为刑法中的敏锐信息。换言之，生物识别信息能否成为刑法中的敏锐信息，需要依据具体场景来认定。有的学者合计，用公世东谈主物的东谈主脸信息替换淫秽视频中的东谈主脸信息，是对公世东谈主物东谈主格、名誉的极大侵害，因此东谈主脸识别信息应算作为刑法中的高度敏锐信息。[64]领先需要明确的是，期骗AI换脸本领侵略他东谈主名誉的行动，无疑不错组成挑剔罪；作歹获取或者提供他东谈主东谈主脸信息的行动，无疑也不错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65]然则，AI换脸场景中的东谈主脸信息不属于敏锐个东谈主信息。因为，东谈主脸信息背后的法益是他东谈主的名誉，换脸行动情节严重的组成挑剔罪，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证据我国司法证明，期骗换脸本领制作的淫秽视频只好被点击5000次或者转发500次才可能组成挑剔罪。而按照上述合并圭臬说，作歹获取或者提供东谈主脸信息，50条就不错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况兼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会导致显著的罪刑不平衡。因为贪图行动履行化的不法（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处罚不应该重于履行犯（挑剔罪）。相似意念念，作歹抢掠公民宗教信仰目田罪的法定刑很轻，情节严重的才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按照前述合并圭臬说，作歹获取或者提供50条宗教信仰信息，就组成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况兼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也会导致显著的罪刑倒挂。

（二）刑法中高度敏锐信息与低度敏锐信息的识别圭臬

《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对敏锐信息履行分级分类保护，即把敏锐个东谈主信息分为高度敏锐信息与低度敏锐信息，高度敏锐信息50条组成不法，低度敏锐信息500条组成不法。因此，探索刑法中高度敏锐信息与低度敏锐信息的识别圭臬具有迤逦的实践意旨。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问题。

1. 财产信息与往复信息的识别

证据司法证明，财产信息属于高度敏锐信息；往复信息属于“其他可能影响财产安全”的低度敏锐信息。实践中的识别难点为房产信息和车辆信息的属性认定。举例，对于小区的“业主姓名+接洽电话+楼号+房号+建筑面积+购房价钱”等个东谈主信息的属性，查察院一般合计是高度敏锐信息，有的法院认定为高度敏锐信息的财产信息，有的法院认定为低度敏锐信息中的往复信息。[66]再如，有的法院合计，“姓名+电话+车牌+品牌+颜料”信息属于高度敏锐信息中的财产信息，而“姓名+电话+车牌”信息只属于低度敏锐信息中的往复音问。[67]那么，应该怎样来识别财产信息与往复信息呢？有的学者合计，在难以区分的情况下，应该按照有意于被告东谈主的原则来详情信息类型。[68]有的学者合计，应从实质上判断所涉信息是否危及东谈主身、财产安全。[69]

本文合计，汲取存疑有意于被告的原则可能值得商榷。因为存疑有意于被告东谈主的原则只与事实之认定相关，而不适用于王法。因此，当法律适用有争议时，依王法之原则即使对被告应为不利之决定时，法院也应如斯。[70]换言之，存疑有意于被告只适用于事实判断的步地，而不适用于价值判断的步地。对照旧查明的个东谈主信息，判断其是属于高度敏锐信息如故低度敏锐信息，底本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不是事实判断的问题。因此，财产信息与往复信息的区分，无法适用有意于被告的原则，不然就会把通盘信息认定为往复信息。

实质判断说基本是准确的。因为是否属于高度敏锐信息，底本即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只可从实质上判断该信息是否会高度危及东谈主身、财产安全。问题是，信息是否会危及东谈主身财产安全，与器物是否会危及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实质判断整个不同。举例，一般合计“凶器”，是指在性质上或者用法上足以杀伤他东谈主的物品。某物品是否凶器，应该议论几个方面的要素：物品杀伤机能的高下；物品供行凶的盖然性进程；物品对东谈主的危急感进程；物品被佩戴的可能性大小。[71]可见，物品是否危害东谈主身、财产安全，是从物品自身的不同角度来判断的。而个东谈主信息是否危害东谈主身、财产安全，无法单独从信息自身来判断；信息有意或者无益，主要不取决于信息自身，而取决于信息的使用者。因此，信息是否会高度危害东谈主身、财产安全，主要应从使用东谈主的角度来判断，而不成只从信息自身的角度来判断。大体上，需要议论行动东谈主作歹获取或者提供个东谈主信息的方针、时辰、场所、东谈主际关系等具体场景要素。举例，如果行动东谈主获取房产信息只是为了倾销产品，倾销装肄业务，一般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认定为往复信息即可。但如果行动东谈主获取房产信息是为了糊弄、入户盗窃等方针，那么该房产信息就应该认定为高度敏锐信息中的财产信息。相似意念念，如果行动东谈主获取车辆信息只是为了倾销车辆保障等业务，那么车辆信息只可认定为往复信息。但如果行动东谈主获取车辆信息是为了进行盗窃，那么该信息就应该认定为高度敏锐信息中的财产信息。

2. 踪影轨迹与交通讯息的识别

证据《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踪影轨迹属于高度敏锐信息；交通讯息属于“其他可能影响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低度敏锐信息。那么，应该怎样来识别这两种不同的信息呢？羊某作歹获取公民个东谈主信息案皆集反应了踪影轨迹和交通讯息区分上的难点。在该案中，羊某作歹获取的6383条公民个东谈主机票信息纪录了他东谈主乘坐飞机的航班、时辰、始发地、方针地等要素。查察院告状书合计，这些机票信息属于高度敏锐信息中的“踪影轨迹”；一审判决合计，这些机票信息不是高度敏锐信息，也不是低度敏锐信息，而属于非敏锐的一般个东谈主信息；二审判决合计，这些机票信息属于低度敏锐信息。[72]该案二审判决的意见，为司法实践的主流不雅点。[73]与机票信息不同，车辆GPS定位信息、手机定位信息频频被认定为高度敏锐信息中的踪影轨迹。[74]

可见，作为高度敏锐信息的踪影轨迹与作为低度敏锐信息的交通讯息的识别圭臬，在于其对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危害进程。而危害进程又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否反应了他东谈主的及时行动情况。申言之，反应及时行动情况的信息，对东谈主身、财产安全具有高度危急性，应认定为高度敏锐信息；反应过往行动情况的信息，对东谈主身、财产安全的危急相对较小，应认定为低度敏锐信息。

参考文献：

[1]参见劳东燕：《个东谈主数据的刑法保护模式》，《比拟法商量》2020年第5期；王华伟：《数据刑法保护的比拟检会与体系建构》，《比拟法商量》2021年第5期。

[2]参见李川：《个东谈主信息不法的规制逆境与对策完善——从大数据环境下奢侈信息问题切入》，《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5期；于冲：《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中“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法益属性与入罪范围》，《政事与法律》2018年第4期。

[3]参见杨志琼：《我国数据不法的司法逆境与出息：以数据安全法益为中心》，《环球法律挑剔》2019年第6期；苏青：《数据不法的规制逆境尽头对策完善——基于作歹获取绸缪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张开》，《法学》2022年第7期。

[4][36][40]参见 P.M.Schwartz & D.J.Solove，“The PII problem:Privacy and a new concept of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86，No.6，2011，pp.1814-1894.

[5]参见王利明：《论数据权益：以“权力束”为视角》，《政事与法律》2022年第7期。

[6]参见L.Lessig，“The architecture of innovation”，Duke Law Journal，Vol.51，No.6，2002，pp.1783-1801.

[7]C.Nazli & D.D.Clark，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Cyber Age:The Co-Evolution Dilemma，Cambridge，MA:MIT Press，2019，p.3.

[8]对物理层的侵略，可能组成挑升毁坏财物罪、盗窃罪等不法。

[9]对逻辑层的侵略，可能组成作歹侵入绸缪机信息系统罪、作歹获取绸缪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作歹限制绸缪机信息系统罪、破损绸缪机信息系统罪等。

[10]对内容层的侵略，可能组成侵略常识产权类不法、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等。参见欧阳本祺：《论凭空财产的刑法保护》，《政事与法律》2019年第9期。

[11]参见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东谈主民法院（2018）苏0508刑初40号刑事判决书。

[12]参见重庆市开州区东谈主民法院（2017）渝0154刑初342号刑事判决书。

[13]参见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东谈主民法院（2018）皖0111刑初377号刑事判决书；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东谈主民法院（2018）皖1602刑初82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东谈主民法院（2018）粤0304刑初448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永泰县东谈主民法院（2019）闽0125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

[14]参见山东省沂南县东谈主民法院（2018）鲁1321刑初89号刑事判决书。

[15]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6694号民事判决书。

[16]参见《信息安全本领：个东谈主信息安全规律》（GB/T 35273-2020）“附表A.1”。

[1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东谈主民法院（2020）粤0309刑初614号刑事判决书；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东谈主民法院（2019）陕0112刑初880号刑事判决书。

[18]参见南京市饱读楼区东谈主民法院（2013）饱读民初字第3031号民事判决书。

[19]参见南京市中级东谈主民法院（2014）宁民终字第5028号民事判决书。

[20]参见刘宪权、王哲：《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刑法适用的诊治和重构》，《安徽大学学报》（形而上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李怀胜：《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的刑法调适念念路——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保护〉为布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21][57][70]参见喻海松：《“刑法先行”旅途下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不法圈的调适》，《中国法律挑剔》2022年第6期。

[22]参见谢及第：《个东谈主信息跨境提供中的企业合规》，《法学论坛》2023年第1期。

[23]参见丁晓东：《个东谈主信息的双重属性与行动主义规制》，《法学家》2020年第1期；宋亚辉：《个东谈主信息的私法保护模式商量——〈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证明论》，《比拟法商量》2019年第2期。

[24][32]参见晋涛：《刑法中个东谈主信息“识别性”的采纳》，《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5期。

[25]参见张勇：《个东谈主信息去识别化的刑法支吾》，《国度查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26][7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书社，2021年，第1200页，第1245页。

[27]参见欧阳本祺：《论行政犯犯罪判断的独处性》，《行政法学商量》2019年第4期。

[28]2017年《汇集安全法》第76条章程，“个东谈主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大略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天然东谈主身份的各式信息”。

[29]《民法典》第1034条章程，“个东谈主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大略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的各式信息”。

[30]2021年《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第4条章程，“个东谈主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天然东谈主相各式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31]2013年最妙手民法院、最妙手民查察院、公安部《对于照章惩处侵害公民个东谈主信息不法行动的见告》章程个东谈主信息包括“大略识别公民个东谈主身份或者触及公民个东谈主秘密的信息、数据汉典”。2017年《个东谈主信息刑事案件证明》章程个东谈主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大略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天然东谈主身份或者反应特定天然东谈主行动情况的各式信息”。

[33]赵忠东：《可识别性是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的根底特色》，《查察日报》2018年7月8日，第3版。

[34]王利明：《和而不同：秘密权与个东谈主信息的端正界分和适用》，《法学挑剔》2021年第2期。

[35][46][60]参见范为：《大数据时期个东谈主信息界说的再疑望》，《信息安全与通讯隐匿》2016年第10期。

[37]G.G.Fuster，The Emergence of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s a Fundamental Right of the EU，New York: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4，p.264；丁晓东：《个东谈主信息的双重属性与行动主义规制》。

[38][48]参见皆爱民、张哲：《识别与再识别：个东谈主信息的办法界定与立法采纳》，《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9]丁晓东：《个东谈主信息的双重属性与行动主义规制》。

[41]参见张新宝：《从秘密到个东谈主信息：利益再算计的表面与轨制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42]参见冯恺、杨润宇.《东谈主脸识别信息处理中的“正当、梗直、必要”原则的区分审查》《东南法学》2022 年第1期。

[43][44]参见［好意思］海伦·尼森鲍姆：《场景中的秘密》，王苑译，北京：法律出书社，2022年，第122页，第130页。

[45]参见王苑：《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办法界定与要素判断——以〈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第28条为中心〉》，《环球法律挑剔》2022年第2期。

[47][53]参见韩旭至：《个东谈主信息办法的法教义学分析——个东谈主信息办法的法教义学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49]参见喻海松编订：《实务刑法评注》，北京：北京大学出书社，2022年，第1061页。

[50]参见丁晓东：《论个东谈主信息办法的省略情味尽头法律支吾》，《比拟法商量》2022年第5期。

[51]H.Nissenbaum，“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79，No.1，2004，pp.119-157.

[52]参见R.Leenes，“Do they know me?Deconstructing identifiability”，University of Ottawa Law & Technology Journal，Vol.4，No.1&2，2008，pp.13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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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参见欧阳本祺：《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的法益重构：从私法权力追想公法权力》，《比拟法商量》2021年第3期。

[55]参见宁园：《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法律基准与鸿沟界定——以〈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1款为中心》，《比拟法商量》2021年第5期。

[56]参见刘宪权：《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刑法荒谬保护商量》，《法学挑剔》2022年第3期；周光权：《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的行动对象》，《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

[58]张勇：《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公私法一体化保护》，《东才调学》2022年第1期。

[59]参见［好意思］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形而上学与法律才调》，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书社，1999年，第109页。

[61]《个东谈主信息保护法》第1条章程，“为了保护个东谈主信息权益，规律个东谈主信息处理行动，促进个东谈主信息合理期骗，制定本法”。另外，该法第二章第二节章程了“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处理端正”。

[62]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课本》，北京：清华大学出书社，2018年，第410—411页。

[63][64]参见刘宪权：《敏锐个东谈主信息的刑法荒谬保护商量》，《法学挑剔。

[65]参见欧阳本祺、王兆利：《涉东谈主脸识别行动刑法适用的范围》，《东谈主民查察》2021年第13期。

[66]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东谈主民法院（2019）桂0302刑初71号刑事判决书；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东谈主民法院（2020）晋01刑终247号刑事判决书。

[67]参见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东谈主民法院（2021）粤2071刑初1951号刑事判决书。

[68]周光权：《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罪的行动对象》

[70]参见［德］Claus 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第145页。

[72]参见海南省第二中级东谈主民法院（2019）琼97刑终222号刑事判决书。

[73]参见海南省儋州市东谈主民法院（2018）琼9003刑初242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苍南县东谈主民法院(2019)浙0327刑初655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东谈主民法院（2019）浙03刑终1689号刑事判决书。

[74]参见2022年最妙手民查察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不法典型案例之四（陈某甲、于某、陈某乙侵略公民个东谈主信息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东谈主民法院（2021）苏0902刑初301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沂水县东谈主民法院（2020）鲁1323刑初122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东谈主民法院（2019）粤0112刑初289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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